中关村距离硅谷有多远?

春节长假之后,1990年出生、北航本科毕业的刘雨晓,带着一个10人规模的互联网创业团队,进驻了北京中关村。这个团队主做一款针对低龄学生赴美留学的垂直问答社区产品,凭借团队核心成员的优秀背景,最近成功拿到了天使轮融资。他们的新办公室,设在e世界数码广场的地下一层。

而对于38岁的李玲美来说,e世界只是承载了她的很多回忆而已。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她,多年前曾在那里拥有一个柜台,做PC电脑配件的组装生意,也就是俗称的“攒机”。“卖场世界和互联网公司共处中关村,我们是基层,他们是顶层。”李玲美说,同在中关村,这里却存在着两个相互并无交集的世界。在卖场的世界打拼了14年之后,去年夏天,她把公司彻底迁出了中关村。

  • 空旷的海龙卖场,一家Dell电脑的专卖店已经在2015年春节前搬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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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于中关村最黄金商圈的e世界数码广场,曾是中关村最具标志性的电子卖场之一。两个月前,这座建筑曾因为大楼的管理方强制清空柜台业务,而被媒体围追报道了好一段时间。此后,它大门紧锁,内部则忙于重新将卖场空间重新融断改造成写字间,新的目标租客,将是高科技创业公司。
事实上,云集于中关村地区的大批电子产品卖场,一如e世界的命运,都正在加快清退销售各种硬件和软件产品的柜台,被腾出的数十万平米空间,都将改造成窗明几净的高端商务写字楼,欢迎它们的新主人——互联网高科技创业公司的入驻。

这场大规模商业地产改造的背后,最大的推手其实是一直渴望改革和优化中关村整个科技产业格局的政府。以一条集中贩售时髦电子产品的商业街为开端、早在三十年前就被中国本土媒体骄傲地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最直接的管辖机构是中关村自主创新科技园区管委会(下称中关村管委会),以及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国硅谷”这四个字,就像一座大山一样,简单明确地锁定了施政者获取政绩的方向,以及他们几十年来学习追赶的参照系。

但问题就在于,中国有太多的历史案例让人不免担忧,这场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一厢情愿想要围绕创业打造的新经济生态,是否又会永远停留在一纸蓝图阶段?真要那样的话,“中国硅谷”恐怕又难以摆脱“形象工程”的尴尬标签。
公平地说,无论是十五前的李玲美、还是现在的刘雨晓,其实有着相同的身份——他们都是在自己最好的时光投身于中关村的草根创业者。对于大批热衷于追逐科技大潮的年轻草根创业者来说,中关村作为淘金之地的地标价值从未改变,但是不同时代会意味着不同的科技风口,创业的主题总是在不断轮动。潮涨潮落间,昔日曾铸就了中关村一片繁华商业景象的电子卖场产业,早就已经沦为被无情淘汰的对象,而各种围绕着移动互联网概念而涌现的一大批科技创业公司,正成为时下的宠儿。

2014年以来,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拉动就业为目的,以国务院为首的中国中央一级政府机构从资金、优化纳税政策、简化申报审批流程等环节,大力助推以技术创新为主题的新一轮社会创业大潮,中关村则再次成了各级领导视察调研的首选之地。当地主管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地加速推动中关村地区商业地产的全面转型,至少在他们眼中,从扶持科技创业的角度来看,中关村与“硅谷”的距离,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如此逼近。

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脸上洋溢着急迫、兴奋和乐观。这里已经盘踞着很多明星级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当然希望在此也能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很快,他们将会领悟到关于创业的真相:创业的成功率之低、获得融资之难、生存之不宜,对创始人能力和运气的考验,不亚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政府虽激情澎湃,可他们并不承担任何个体创业失败的后果。

IT卖场的世界

在北四环内中关村大街上的一座人行天桥上,转一个360度的圈,可以看到路东侧的科贸、西北方向的太平洋、西侧的海龙、鼎好以及往南可以看到的e世界,不得不承认,中关村的科技范儿,最早正是由这些林立的电脑城,也就是电子产品卖场给武装起来的。现在,它们却成了被中关村政府力求驱逐的对象。2011年春,太平洋电脑城宣布休业,大楼使用权被移交给北京大学用于教学和研究。不久,中关村所在的海淀区政府对外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中关村西区业态调整的通告》(下称《业态调整通告》),提出要在一年之内,整个中关村卖场的商业面积要下降超过50%。

中关村这一带销售时髦电子产品的历史,最早可以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2000年后达到贸易最为鼎盛的时期,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电子科技产品批零贸易中心,热销各种电脑和数码影音类产品。

“其实好多年前大家就开始喊‘狼来了’,说好听点,这叫优胜劣汰,但我们也曾在这里辉煌过。我把十三年的时间都扔在这村里了。”35岁的徐涛,一个在中关村做了十几年电脑生意的东北人,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自己2002年大学毕业就一头扎进中关村,从给一个品牌电脑的代理商做销售员,到和朋友开了自己的渠道代理公司,在电子卖场这门生意上,他早已经是一把老手。

在徐涛初进中关村时,海龙电脑城一个柜台的转手费被一度炒到十万元还租不到,如果听说谁在哪家卖场拥有四五个柜台,那就是“有钱人”的标志,也是徐涛心里的淘金梦。

那时候在中关村想要快速变成有钱人,就要懂得炒货的玄机。电子类产品往往实行多级渠道代理制:几家全国总代的货层层下放,卖场柜台通常不用自己出钱进货,而只负责帮渠道商做分销。一台笔记本或者是摄像机,常常会在卖场不同的柜台之间辗转多次,才能达成交易。这个过程在行话里被称为“炒货”。

炒货赚钱,无非是赚在货源和价格的不透明性。久而久之,只要买过一两次“大件”的顾客,就会意识到中关村的水太深,从此便对这里敬而远之。不过,由于早已经声名远播,生意红火,中关村卖场在持续六七年的时间里,并不惧怕散客的流失。

但是随着国美、苏宁连锁卖场在08、09年的迅速扩张,以及阿里和京东商城这样的网购渠道不断蚕食着卖场客源,最终导致中关村不可逆转的衰退。现在,这一带的卖场中,继续还在维持经营的柜台大多是做手机手意的。

徐涛最近越来越多的时间会躲在自己只有五平米大小的办公室抽闷烟,在中关村的去留令他感到为难。最近数年,生意一直不景气,徐涛偶尔也会想起跟自己年纪差不了几岁、同样也是出身于中关村卖场的刘强东,即网购巨头京东集团的创始人与CEO。

对很多中关村的老渠道代理来说,刘强东的成功让他们耳熟能详。京东目前是交易额仅次于阿里巴巴的中国第二大电子商务网站,去年春天完成了赴美上市。徐涛回忆说,几年前,京东因为渠道订单少,还不得不依从中关村的代理商,从村里辗转辛苦淘货再拿到线上去销售。徐涛还时常看到媒体捅出京东的丑闻,说是有用户买了别人用过的旧手机、或者开箱过的电脑。然而现在的局面则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中关村的小渠道商,为了更好的价格,已经反身去找京东拿货,因为几乎所有大的电子产品都已经把京东当成他们在国内的一级代理。

“我偶尔也会在京东上买买东西。但真让我也转做电商,我做不来。”徐涛摇摇头说。

李玲美现在的生意光景比徐涛略强一些,而她感谢的恰恰就是电商渠道所带来的新机遇。从2005年冬天在媒体上第一次读到关于电子商务的报道,一直到2014年她离开中关村,李玲美的生意重点,从卖场逐步转向她在天猫商城的网店。

“那时我刚生完孩子在家没事,在《京华时报》看到别的孩子妈妈在网上卖婴幼儿服装,每个月赚几万块,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琢磨起淘宝了。”李玲美对纽约时报中文网说,能看到这个报道是自己的幸运。但事实上,随后几年尽管淘宝和京东的生意越来越火,变得人尽皆知,而李玲美身边那些在中关村做柜台生意的朋友里,想要改做电商的人却始终寥寥无几。

李美玲开网店,继续是做攒机的生意。业绩最好的是2013年下半年,她的网店销量一度冲到天猫网店电脑台式机类目的前十名。但她还是总结说,开网店比做卖场要辛苦很多。

一是网店的价格体系透明,人工成本则会随订单量的上涨而直线上涨,这些因素都让网店的利润率明显低于柜台。此外,从柜台到网店,另一个变化就是网店会直接面对全国性的竞争。比如湖北武汉一带也有一些做攒机生意的网店,在价格上与李玲美就始终拼得很凶。

“因为他们先把流量做上去了,所以天猫开店的费率就比我们的网店要低,一台机器的成本,直接就差了100百块钱。”李玲美说,2014年后她开始更多地将精力转向面对北京周边几百公里内那些三四城市市场的电脑配件批发业务,客户主要是那些地区的小型电脑产品零售商,而他们中大多数人也是通过天猫平台找来了。这门新生意,可以大量省去组装电脑的人工成本,而中国三四城市目前因为受物流条件所限,网购并不流行,所以当地的电脑零售商仍然有生意可做。

2014夏天,李玲美离开了中关村。对于这个决定,她说没什么好惆怅的。开网店的过程,让她感觉地处中关村的优势已经越来越不明显。李玲美的家,住在城北的天通苑,她把新办公室安在家附近的一个民宅,那里的房租比中关村要便宜很多。

新一轮创业潮来袭

2008年被视为中关村IT卖场业务开始滑坡的一个时间转折点。在此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面对规模依旧庞大的电子卖场业务,作为中关村的主管政府部门的中关村管委会,更加不大愿意向外界提及所谓“中国硅谷”的说法。尽管在2000年之后,这里也不断进驻了一批知名互联网企业,比如新浪、优酷、搜狐,但官员们的心里其实也很清楚,电子卖场生意跟“硅谷”之间根本没啥关系。他们更希望看到这里能涌现大量的科技创新企业。一位曾经多年跟踪报道中关村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中国本地媒体记者对纽约时报中文网透露了多年前的这一细节。出于对个人的保护,她要求隐去自己的姓名。

为了配合政府提出的业态转型要求,尽管不情愿,海龙、鼎好等电子卖场还是开始大幅收缩柜台规模,并转向发展所谓“精品间”模式——其实就是将柜台商户和他们的短期库存商品以公司的形式,全都挪进一个个独立的写字间。

但这样的做法还是不能让政府感到满意。更明确的针对卖场业务的限制打压表态,出现在2011年发布的那份《业态调整通告》中。海淀区政府将中关村西区业态直接分为“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其中,科技公司、创新公司被列在鼓励类的范畴,而电子卖场则被明确要求“不鼓励在本区域内发展”。上述记者称,自2008年之后,中关村政府就一直在敦促各大卖场的地产管理者要尽快收缩卖场的空间,而包括海龙、鼎好在内几家中关村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卖场的管理方,都不得不屈从于政府意志,提前改变公司原有的发展战略。

开业于2006年7月的e世界,是中关村相对短命的IT卖场之一。

“卖场生意难做了,顾客都不来了,他们要把柜台清掉,改成写字间对外招租,这也能理解。”徐涛对纽约时报中文网说。每天走在中关村,徐涛不可能无视村里的变化。他知道在政府鼓励下,这两年村里迎来了新一轮与互联网科技相关的创业潮,那些由卖场改造成的写字间,就是为欢迎这些创业者而准备的,但时下各种与互联网相关的热门创业方向,都与他无关。

春节之后,这座陷入话题的大楼继续大门紧闭,对外维持“休业”状态,但刘雨晓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说,其内部则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装修,除了改造成写字楼,这里还留着很大一部分空间,被设计成专门吸引那些年轻创业者入驻的孵化器项目。刘雨晓的团队是首批进入该孵化器的两个创业项目之一。孵化器,是一种为初创小企业提供办公空间的地产租赁项目,同时孵化器还会为这些创业公司提供一些外部的综合服务,比如协助他们完成各种公司工商注册、税务手续和其他法务事宜。

e世界的孵化器,按工位收取租金,每个工位的月租目前是一千元。这个价位,对于刘雨晓的创业团队来说,并不便宜。这笔一万元的月度开销,可以让他在中关村以外的地方可以租到一个100平米大小、可容纳差不多二十人规模的团队使用的独立办公室。但刘雨晓解释说,他看中的是中关村的地理位置,这里既是科技创业产业的中心,同时也聚集了很多知名的中学和大学,很多线下推广活动可以就近举行。

3月初,因为被告知新办公室将要到这个月底才能完成室内装修,刘雨晓和两个同事,不得不继续挤在车库咖啡的一个四人桌上,各自对着笔记本屏幕埋头工作。

车库咖啡座落在北四环苏州桥的东南角,穿过“海淀图书城”牌楼向南步行50米,在街边一个廉价小旅馆的二层。这个咖啡馆在过去一两年里因为聚集了大量的草根创业者而名声大噪。几百平米空间里,放置着三四十张长条办公桌,四人一桌,每天到了中午时分,基本上就已经很难找到空位。车库招揽生意的对象,就是草根创业者,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是按工位收钱,一个工位一天的费用,就是买一杯饮料。

23岁的陈宏伟是车库咖啡的常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踏进车库的日子——是2014年10月24日,他说那是他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决定创业的日子。

“我理解的创业,就是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并因此获得财务收入,以及最终获得财务自由。”陈宏伟对纽约时报中文网说,早在他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创业这件事。他目前正在筹划的创业项目,是围绕兴趣爱好来制作精美的视频培训课程,并以此建立一个专业的视频网站。

事实上陈宏伟也只读完了高中,然后从河北的一个县城跑到北京来闯世界。在决定创业之前,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了三年半的推销员,并没有在任何互联网公司从业的经历,也不懂编程技术。对这段创业,他给自己的时间期限是两年,一个客观的原因是他目前的积蓄,差不多可以支撑两年的基本生存花费。

2014年夏天,车库咖啡所在的商业街,在中关村管委员牵头下,被改造成了“中关村创业大街”。这条不足二百米长的街区,过去曾经是人潮汹涌的书店一条街。现在,街边的店铺已经改头换面,入驻了十几家创业服务机构。其中人气最旺、同时也是整个创业大街项目的发起者,当属几家咖啡馆。

33岁的咖啡馆创业者许单单说,自己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曾经徜徉于这条著名的书店街。毕业后他去过互联网公司,也在基金公司做过科技行业的分析师,2010年他回到北京,回到中关村,通过股权众筹在这条街上开起了一家名为3W的咖啡馆。到了2013年,当创业的风气越来越浓,3W咖啡围绕着服务于更多创业者这一主题,一口气又连做了四个新项目——一个市场传播公司、一个人才招聘公司、一个孵化器,以及一个天使基金。

政府是否在揠苗助长?

2014年9月,根据《京华时报》的报道,中关村管委会对外发布数据称,“2014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已披露的天使投资案例数占全国已披露的天使投资案例总数的52.8%,已披露的投资金额占全国已披露总金额的61.2%。”天使轮投资,又称种子期投资,它是指创业企业刚刚投入运营、产品甚至尚在开发阶段所获得的早期投资。近几年来,大多数被天使融资关注的创业项目,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科技产业。上述官方发布数据并没获得第三方研究机构的确认。但不论如何,官方借用这些数据来号称胜利。中关村政府方面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关村目前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硅谷’”。

就在官方发布这些靓丽数据的前后,中关村创业大街也在不断迎接着各路政府官员的考察之旅。长长的领导视察名单中,不仅包括了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工商总局以及发改委的部长们,也包括了大批其他省市的地方官员。有些官员甚至还会兴致勃勃地深夜突访那些创业主题的咖啡馆,和在那里留宿的草根创业者攀谈。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官方网站上,一个名为“街区动态”的栏目中,几乎成了由各类领导视察新闻所构成的大事记。

官员们之所以如此积极地视察和调研中关村,是因为时局正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中国顶层政治权力机构当下围绕着“创业”正在大力推动一项新国策。2014年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更大范围推广中关村试点政策、加快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2015年初国务院又宣传将拿出总额400亿元人民币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来助力创业创新。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特别是鼓励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创业。李克强本人也被国内媒体封为“创客李克强”。

“中关村的政府还是挺牛的,是政府把大家拉到了这条街,让它成为中国创业的中心,”许单单说。“你如果想创业,你就在这条街上找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这里已经形成了一种资源的聚集。”许单单说。他对自己打过交道的中关村政府官员表示了肯定,认为这些主管领导“亲民”和没有官僚作风。但他也预见说,未来政府在创业大街会慢慢淡出,以后就是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这条创业大街的命运。

时至今日,没有听到有权威人士提出过“创业潮过热”的说法。但是在中国经济逐步放缓而北京市房租价格仍一直保持高位的大背景之下,投奔中关村的创业者应该得到某种提醒,他们需要意识到自己当下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

“一些成功的故事在流传,让人感觉好像创业以及融资都超级容易,”许单单说。他表示,这些人,有很多人其实是受到那些往往有很大水份的有关创业公司融资和估值的新闻刺激,才涌入中关村,开始自己的创业,产品还没有做好,就希望可以快速获得融资,这其中的确有浮躁和泡沫存在。

“这村里每天有成千上万家创业公司倒闭,但同时也会有成千上万家新公司在忙着奔赴工商局登记注册,然后就开始忙着租办公室,”25岁的地产中介任军对纽约时报中文网表示。

任军在中关村一带做写字楼出租已经三年。凭着经验,他说,就算是再增加一大批写字间,整个中关村地区的写字楼租金还会继续上涨。三年前,中关村一带的写字楼租金均价还在4.5元每平米左右,任军亲眼看着它就这样一路涨到5.5元、6元…而现在,中关村大街周边的楼盘出租价格,都已经报到了每平米6.5元以上。

中关村从宏观外貌到内部组成发生的巨大改变,以及整个创业阶层的腾笼换鸟,在任军这样一个地产中介眼中,却意味着某种“一成不变”。围绕着创业这个主题,有些人刚刚来,有些人已经离开,而这才是中关村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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