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世界大战”——一位著名科幻作家对中国的全球崛起进行了总结

在刘慈欣的作品中，不同文明之间展开了一场霍布斯式的生存斗争。
插图：罗伯特-比蒂

两个敌对文明正在争夺霸权。文明 A 比文明 B 强大，被文明 B 视为严重威胁；然而，文明 A 的地位比表面看起来更加脆弱。双方都毫不犹豫地使用间谍、潜伏和监视手段，因为行为规则–如果有的话–并不明确，而且经常引起争议。但战线是清晰的：谁控制了技术前沿，谁就控制了未来。

在刘慈欣的科幻三部曲《追忆似水年华》–也就是第一卷的标题《三体问题》–中，文明A是一颗遥远的行星，名为三极星，文明B是地球。特里索拉利星上的生命越来越难以维持，因此其居民准备殖民地球。他们利用高维几何技术，部署了质子大小的超级计算机，监视地球上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事实证明，地球上的整个星际飞船舰队都比不上一个小小的水滴状的特里索拉利探测器。然而，特里索拉利星的统治地位远非稳固，因为弱者也有聪明才智。为了找出对手的弱点，地球建立了以相互确保摧毁为基础的威慑力量，并迫使特里索拉人分享他们的技术。

2014 年，当该丛书第一卷在美国出版时，《三体》和《地球》的模式立即显现出来。对中国人来说，实现与西方平起平坐是一个孜孜以求的目标，被视为在经历了西方占领的屈辱和毛泽东时代的自残之后的伟大复兴。正如刘慈欣 对《泰晤士报》所说，”中国正走在快速现代化和进步的道路上，有点像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美国”。他接着说，未来将 “充满威胁和挑战”，是推理小说 “非常肥沃的土壤”。

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中国的全球野心，尤其是在技术领域的野心，开始对美国的优势造成冲击，这些威胁和挑战不断升级。有关关税、知识产权和科技基础设施的争端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紧迫问题。美国已经阻止中国获得某些技术，并打击网络间谍活动。今年 1 月，美国司法部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提出指控，称其涉嫌欺诈、窃取知识产权和违反对伊朗的制裁（华为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该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华为公司董事兼创始人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捕，可能被引渡回美国。5 月，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警告外国科技公司在其政府授意下实施 “恶意网络行动”。第二天，华为被列入未经政府明确批准不得与美国公司开展业务的组织名单，不久之后，谷歌停止了华为对安卓操作系统的访问。作为回应，华为总裁对中国媒体说：”我牺牲了自己和家人，只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将屹立于世界之巅。”。

随着对峙愈演愈烈，刘慈欣对宣传其作品的地缘政治背景变得小心翼翼。11 月，当我陪同他前往华盛顿特区–他当时正在领取阿瑟-克拉克基金会颁发的 “为社会服务的想象力奖”–时，他轻快地驳斥了小说可以作为历史或时事评论的观点。”他说：”小说的意义就在于逃避现实世界。不过，他所吸引的读者却不这么认为：中国的科技企业家们在讨论《霍布斯三部曲》时，将其视为企业界残酷竞争的隐喻；奥巴马和马克-扎克伯格也是他的粉丝，奥巴马两年前曾在北京与刘慈欣会面。刘慈欣的国际事业已成为国家的骄傲。

刘慈欣的巨著–往往是巨著–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三部曲在全球已售出约800万册。他曾九次获得中国科幻创作的最高荣誉 “银河奖”，并在2015年成为首位获得国际科幻界最负盛名的 “雨果奖 “的亚洲作家。在中国，他的一篇小说已成为高考的必考篇目–竞争激烈的高考每年决定着千万学子的命运；另一篇小说则出现在国家七年级课程教材中。最近，当一位记者让刘慈欣回答关于他的故事的 “意义 “和 “中心主题 “的中学生问题时，他一个也没答对。”我是个作家，”他耸耸肩告诉我。”我一开始并没有什么自负。我只是想讲一个好故事”。

科幻三部曲的成功，使一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科幻片成为主流。刘慈欣认为，这一趋势预示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转变–科技进步激发了人们对宇宙探索可能性的新兴奋点。《三体》在航天工程师和宇宙学家中拥有大量追随者，一位科学家还写了一本解释性指南《三体物理学》。几年前，中国的航空航天机构请刘先生（他的第一份职业是水电行业的计算机工程师）向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们介绍如何利用 “科幻思维”，以更具想象力的方式解决科学问题。最近，他应邀视察了一个巨大的新无线电天线，其目的之一是探测地外通讯。该天线的工程师们一直在向刘发送有关该项目的最新消息，并向他表达了钦佩之情。

“我们在找一个独处时会很调皮的人” “而你的名字一直出现在我们的数据库里”

今年年初，在中国月球车实现登陆月球黑暗面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后不久，由刘慈欣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在上映的头十天就获得了近 5 亿美元的票房，最终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票房第二高的电影。《人民日报》的一则标题概括了当时的喜悦心情：”只有中国人能拯救地球！”

今年五十五岁的刘慈欣在八十年代作为工程师出差时第一次来到美国，但在十一月的访问之前，他从未去过华盛顿。我们从纽约乘火车来到华盛顿，他在前往酒店的 Uber 车上，当他看到特朗普酒店的镀金大字时，不禁发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声。”他说：”在所有美国总统中，只有他的演讲我可以直接听懂，不需要翻译。他说：”没有大词，也没有复杂的语法。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最简单的表述”。

刘慈欣在中国的科幻作家们都叫他 “大刘”–但他个子不高，头圆圆的，与他瘦弱的体格相比显得过于魁梧。他不苟言笑，但智慧过人，就像一个冒充会计的特工。他很少与人有目光接触，始终保持着一种既疏离又专注的表情，似乎对未来已经迫不及待，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有一次他说：”我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地方。”我总是能融入任何人群”。果然，当我们在城里散步时，我发现很容易就会失去他的踪影，我开始有意识地留意他那不显眼的身形和穿着–深色牛仔裤和格子上衣–就好像我在照看一个小孩一样。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华盛顿，但由于他对好莱坞大片的偏爱，华盛顿的市容市貌对他来说早已耳熟能详。因此，我们的观光之旅总是令人失望。东西总是比他预想的要大或小，而且是令人惊讶的并置。倒影池距离华盛顿纪念碑的距离比《阿甘正传》中描述的要远，而且没有越战抗议者在周围熙熙攘攘，倒影池看起来很奇怪。当我们登上林肯纪念堂的台阶时，刘慈欣对坐像上林肯沉思的面孔而不是猿猴的面孔表示失望。”他说：”我觉得我更喜欢’人猿星球’的版本。

刘慈欣从小就调皮捣蛋，厚脸皮。直到今天，他仍然喜欢搞一些别出心裁的恶作剧，还曾经创造了一种诗歌写作算法，并将其大量成果提交给一家文学杂志（该杂志没有发表任何诗歌）。(他还热衷于实践：在对武器着迷之后，他在小学自学了制造火药。刘慈欣 六岁时，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他从此迷上了太空。起初，他的志向是探索太空，而不是撰写有关太空的文章，但他逐渐意识到，对于他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新生的太空项目中工作所需的高级学位是遥不可及的。与此同时，他的父亲给了他一本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让他开始接触推理小说。对年轻的刘来说，读凡尔纳的书就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刘告诉我：”书中的一切描述都非常权威，对细节一丝不苟，我觉得这一定是真的。

十多岁时，在阅读一本关于天文学的书时，刘慈欣顿悟了 “光年 “这个概念–它意味着 “可怕的距离 “和 “令人毛骨悚然的广袤”。在别人看来抽象的概念，对他来说却有了具体的形式；这些概念就像他可以触摸到的东西，让他产生了一种 “毒品般的兴奋”。他渐渐觉得，与普通文学作品相比，”科学故事要壮丽、宏伟、卷入其中、深刻、惊险、奇特、恐怖、神秘，甚至感性得多”。高中时，他开始写自己的故事，1981 年考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后继续写作。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娘子关发电厂工作，在那里，他有充足的时间磨练自己的写作，吸收他能接触到的所有科幻作品，有时还翻阅字典，读完冯内古特、布拉德伯里、品钦和奥威尔的未翻译作品。直到 2012 年，在他获得财富和全国声誉之后很久，他才离开工程工作。

像这样的务实选择，或者像他的祖父母在儿子应征入伍时所作的决定，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在道德支点的两侧出现了同样不合情理的选择。三部曲中有一集描写地球濒临毁灭。一位名叫程欣的科学家在和助手准备逃离地球时，遇到了一群小学生。宇宙飞船只能容纳三个孩子的重量，而程欣是三部曲中最接近西方自由价值观的代表人物，面对眼前的选择，她陷入了瘫痪。然而，她的助手立即行动起来，提出了三道数学题。最快答对的三个孩子被送上船。程惊恐地盯着她的助手，但这位年轻女士说：”别这样看着我。我给了他们机会。竞争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十九世纪末，西方科幻小说蓬勃发展，同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和大众报刊的普及–这些变革对科幻小说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美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宣示其权力，英国和美国作家通过帝国占有的视角创作了太空旅行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技术优势带来了领土征服。外星生物往往代表着不同信仰或种族的人类。M. P. Shiel 的小说《黄种人的危险》（1898 年）想象了一个夺取世界的邪恶的中国计划，并警告说 “黄种人骨瘦如柴的面孔，在欲望肆无忌惮和疯狂兴奋的时刻，是一种残忍的景象”。这个时代最有名的小说是威尔斯（H. G. Wells）的《世界大战》（1898 年），其中火星人袭击了毫无防备的地球，其灵感来自 19 世纪初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与白人殖民者之间的暴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原住民几乎被完全消灭。

“我不知道–这些饼干都没有提供引人入胜的品牌叙事”。

威尔斯的科幻小说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他翻译的威尔斯和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将这一流派引入了中国。鲁迅希望，将科学思想融入通俗小说，有助于弥补 “知识贫乏”，并提供一种 “引导中国大众走向进步 “的手段。出生于 1881 年的陆文夫目睹了中国古老文明被更年轻、技术更先进的欧洲文明拖垮的一幕；中国人可能比塔斯马尼亚人人口更多，但他们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吗？

中国早期的科幻小说想象了一个追赶西方、然后又超越西方的中国。梁启超的《新中国之前途》（1902 年）以 1962 年为背景，在故事中，上海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地缘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发展了多党制，西方人学习中国人，希望自己变得更好。在 1923 年匿名发表的通俗小说《十年后的中国》中，中国研制出激光武器来击退西方帝国主义。刘慈欣三部曲第二卷的译者乔尔-马丁森（Joel Martinsen）认为，该系列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他告诉我：”我们不难读出三体人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图谋之间的相似之处，都是出于对资源的渴望和对被消灭的恐惧。即使是刘慈欣，虽然他不愿意将剧情与中国目前与美国的对峙相提并论，但他也曾一度表示，”不能低估政治与科幻小说之间的关系”。

在我与刘慈欣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开始讨论刘震云推崇的波兰伟大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他说：”他在苏联的波兰生活和写作，这一点非常了不起。他说：”但他在东方和西方一样受人爱戴”。我问他认为莱姆是如何做到的。”刘慈欣回答说：”他有奇妙的想象力，真是独一无二。

前一天，我和刘去离他住的酒店不远的一家中餐馆吃午饭。当时已经两点半了，餐厅里空无一人，清一色的白色桌布上点缀着俗气的超大陶瓷花瓶。大型电视屏幕在每个角落里嗡嗡作响。我们刚坐下，Liu 就叫来服务员，要了两瓶啤酒。我说我不喝，但刘澄清说他很乐意要这两瓶啤酒。服务员送来百威啤酒后–“我不歧视：啤酒就是啤酒”–刘轻轻地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瓶南方舒适（Southern Comfort）啤酒，大口大口地倒进他的饮料里。这瓶酒是他前一天在酒类专卖店买的。我看不清标签，”他解释说，”货架上便宜又好拿的东西他都挑了。”我选错了，这东西太甜了。”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对酒精的依赖，以及为了健康需要戒掉烈性酒。”我以前的同事中，至少有两个是喝死的，”他实事求是地说。”这在工程师中并不少见。你知道这种类型的人”。

类型是刘慈欣思考人物的核心；他善于迅速勾勒出构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一特点赋予他的小说以社会政治的特殊性，具有现实的质感。与此同时，他的小说也没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此有人批评刘震云在书中塑造的人物就像安装在华丽透视画中的纸板模型。刘慈欣坦然承认了这一指控。”他告诉我：”我并不是因为热爱文学才开始写作的。”我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

刘慈欣的故事通常源于一个推测性的想法，这个想法有可能产生一个生动的、令人回味的寓言故事–更多的时候是关于人类自取灭亡的能力。”三体问题》的标题来自轨道力学中的一个分析问题，即三个物体在相互引力作用下的不可预测运动。在读到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时，Liu 想，如果这三个天体是三个太阳呢？在这样的太阳系中，行星上的智慧生命将如何发展？于是，一个几乎类似于行星系统的结构逐渐成形，人物像卫星一样围绕着中心构想运转。无论好坏，人物的存在都是为了支撑故事的框架，而不是作为个体活在书页上。

刘慈欣的想象力令人生畏，他的叙事构思有时让人感到近乎幻觉。三部曲的时间线横跨 18906450 年，包括古埃及、秦朝、拜占庭帝国、现在和一千八百万年后的未来。其中一个场景是从一只蚂蚁的视角讲述的。第一部以地球为背景，但其中一些场景发生在虚拟现实中；到了第三部末尾，故事的范围扩大到了星际，毁灭在多个维度上展开。伦敦书评》称这三部曲是 “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科幻小说之一”。

幽灵舰队》是一部关于中美战争的科技惊悚小说，作者之一奥古斯特-科尔（August Cole）告诉我，对他来说，刘慈欣的作品对于理解当代中国至关重要，”因为它综合了从人类学、政治学到社会学等多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国家”。尽管物理学为小说提供了前提，但推动情节发展的却是政治。小说中的人物动辄被迫进行残酷的计算，将道德专制主义与更大的利益对立起来。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男男女女们运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博弈论，奉行惨淡的后果主义。在刘慈欣虚构的宇宙中，理想主义是致命的，善良是奢侈的。正如三部曲中的一位将军所说，”在战争时期，我们不能太肆无忌惮”。的确，当人们不按现实政治的规则行事时，通常会有最多的人丧生。

我们吃饭的时候，刘先生的姿态略有松弛。饮料让他感到温暖，四川花椒的热量似乎也让他从一贯的沉默寡言中恢复过来。

我看着他，研究着他的表情。他眨了眨眼睛，继续说：”如果你稍微放松一下，后果将不堪设想。”我想起了三部曲接近尾声的时候，准备居住在地球上的三索拉人把全人类都关在了澳大利亚：

重新定居人口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意识到，在这片拥挤、饥饿的大陆上，民主比专制更可怕。每个人都渴望秩序和强大的政府。. . ..渐渐地，重新定居的人们的社会屈服于极权主义的诱惑，就像寒流中的湖面一样。

“孩子，我们觉得你现在长大了，应该知道真相了”

刘慈欣闭上眼睛，良久，才轻声说道：”这就是我不喜欢谈论这类话题的原因。事实上，你并不真正–我是说，不能真正–理解”。他指了指周围。”你住在这里，住在美国，有三十年了吧？”言下之意很明显：在西方的岁月给我洗了脑。那一刻，在刘的心目中，我，带着僵硬的道德感，就是外星人。

这种观点完全符合他对人类社会的系统层面的看法，正如我对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信念一样，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坚持这些原则。我想起了他在《三体问题》英文版后记中写下的一段话：”我无法逃避和抛弃现实，就像我无法抛弃自己的影子一样。现实给我们每个人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每个时代都会给经历过它的人戴上无形的枷锁，而我只能戴着枷锁跳舞”。

刘慈欣最放松的时候，通常是他在观察或学习某样东西的时候，他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像个孩子。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上扬的轻音，暗示着一种天真的惊奇–一个人快乐地迷失在自己无穷的好奇心中。但在克拉克基金会的颁奖典礼上，在哈曼艺术中心，在他在华盛顿的最后一晚，他以成人、专业的姿态出现。在颁奖前的鸡尾酒会上，他与歌迷、出版界人士和中国记者交谈时，言语中充满了权威和威严，比我之前看到的更加威风凛凛。但与此同时，他又显得很不自在，看起来就像一个最不属于这个派对的人，尽管这个派对是为了纪念他而举办的。我注意到他没有喝酒，尽管酒吧是开放的。他不是来享受的。他在从事一项特殊的工作，并以坚忍不拔的纪律忍受着这种状况。

他的获奖感言是在晚宴结束后发表的，他特意用英语读了一遍。他的发音徘徊在可理解的边界上，但演讲稿已分发给听众，他们都听得很认真。他谈到自己是如何通过阅读克拉克的小说激发想象力的，其中一些小说是八十年代在中国出版的，他说当时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感到迷茫。他回忆说，读完《2001：太空漫游》后，他走到外面凝望夜空。他说，与他同代的中国人是幸运的。他们看到的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与童年时代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未来主义的国家，”他说。”我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像科幻小说，而且这个过程还在加速”。

第二天一早，我和刘在他的出版商提供的翻译陪同下又游览了一番。天空是水泥色的，沉甸甸的，我们很快不得不躲进一家药店买雨伞。当我费力地挤着买来的雨伞时，我想起了他演讲中的一句话，他把未来比作 “瓢泼大雨”，”在我们还来不及打开雨伞的时候就已经到了”。

刘慈欣的观察更为实际：”中国卖给美国的雨伞质量并不好”。

我们沿着宪法大道一路前行，经过国家档案馆和史密森尼博物馆的柱廊。刘慈欣的步伐出奇地轻快，他说自从上路以来就没有锻炼过，而他习惯于每天锻炼一两个小时。他之前的一言一行都没有显示出他对健康的担忧，但事实证明，他心中有一个特殊的计划。”他说：”要在飞船上待上几天或几周，甚至几个月，并不容易。我问他是否打算成为一名太空游客。”他回答说：”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机会。”机会不会等你准备好。

我们在二战纪念碑旁停了下来，看着喷泉唇边一簇簇刻着的各国国名。刘眯起眼睛，对中国被放在外围的位置感到不满，因为它与印度和缅甸放在一起。就像一个对自己的照片不满意的人一样，Liu 双手紧握，放在臀部。他嘀咕道，中国对战争的贡献肯定比缅甸大得多。